纯粹派于立体派后兴起，滥觞于1918年发表的一本名为《立体主义之后》的书。这本书的作者阿梅代• 奥藏方(Amédée Ozenfant)和夏尔•爱德华•让纳雷(Charles-Edouard Jeanneret)和勒•科比西耶(Le Corbusier)宣称，立体主义已经结束了，结束时也没有认识到自身的意义或战后时代的意义，即：它只不过是“一个不安的年代中的一种不安的艺术”。纯粹派声称它将给立体主义以适当的终结，一个合作的建设性的有序年代所需要的那种终结。这是一场雄心勃勃的运动，但持续时间不长(只有七年)，所获得的广泛的国际性声誉也仅仅归功于勒•科比西耶的建筑作品。纯粹派活动时期，其绘画作品的展出曾远至布拉格，但战后在绘画和雕塑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风格派, 构成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纯粹派活动的鼎盛时期也是特奥•范•杜斯堡 (Theo van Doesburg)在《风格》杂志上发表第一批《巴黎讲道》以及安德烈• 布雷东(André Breton)和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十分活跃的那些日子(1920-1925)，因为正是为了对付这些竞争对手，纯粹派才得以在巴黎学派的战后立体派和风格派二者之外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第三种选择。
纯粹派的主旨是要使艺术变得如水晶一般，清晰和客观性是其中心所在。然而阿梅代•奥藏方和夏尔•爱德华•让纳雷在其宣言中所作的反复强调和不懈坚持就像是先知在宣扬神示。《立体主义之后》正是一份充满激情的对信仰的宣言，而他们的杂志《新精神》(1920—1925)中的大多数编者观点也充满了宣言般的力量。在他们最后的作品《现代画》(1925年)中，这种力量更加锐利。科克托(Cocteau)所称的“回到秩序的呼唤”在奥藏方和让纳雷那儿充满了激情。他们有一种革命使命感，并对文化上的游击战术十分欣赏。
然而，一旦纯粹派所代表的那些理念和他们作品中[见图3-2] [见图3-3]的那种不动声色的精确受到挑战，纯粹派的文字中的活力就会凝滞。这场运动似乎处心积虑地要为自己制造对立面，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最不受流行观念青睐的现代美学观念：能满足功能性需要的有效率性是美的，智力是举足轻重的，个人是无足轻重的，精确是有价值的。这些观点固然也暗含在风格派和构成主义中，但在《新精神》中，却还有一种对“走极端”的敌意与之结合，这种敌意是与上述运动格格不入的，因而使得那些内行人要与他们为敌：风格派作品的极端抽象化使纯粹派静物中的那些瓶瓶罐罐显得羞涩怯懦。蒙德里安(Mondrian)作品中的寂静充满戏剧性，而纯粹派的作品却只是寂静而已。然而，尽管对于内行人显得温和，对于外行人，纯粹派又显得极端了：毕竟它还是如清教徒一般自我约束的，在这一点上它与风格派一模一样。像风格派那样，这场运动中也有一种对秩序的教条般的深信不疑，并引起了同样教条般的回应，但这种深信不疑和这种回应仅仅起到了强调“在人类的天性中存在着不止一种引导方向的力量”这一事实的作用。那些信仰直觉的人会将一份对理性力量的激情宣言视为对本能的否定，而那些信仰理性的人又会将一份对本能力量的激情宣言视为对理性的否定。纯粹派很难赢得广泛的同情，因为它极易被视为是它根本不是的那个样子。勒•科比西耶的一幢别墅太容易让我们想起普罗密尼(Borromini)了，而奥藏方的一幅静物则又会唤起我们对鲁本斯(Rubens)的联想。只有当我们接受了纯粹派“不是什么”，并且对此予以理解而不感到遗憾时，我们才能开始了解和接受它“是什么”。
纯粹派是清教徒般的，但阿梅代•奥藏方和夏尔•爱德华•让纳雷并不否认欢乐的意义而扫人们的兴。他们严格区分欢乐和快乐，他们宣扬快乐应该在艺术中消亡，而欢乐则至高无上。他们认为快乐是不平衡的，而欢乐则是平衡的，快乐仅仅使人快乐，而欢乐则使人升华，快乐满足人的欲望，欢乐则满足人对生命中的秩序的追求，快乐满足人转瞬即逝的冲动，欢乐则满足我们心中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他们的目标是给艺术一个永恒不变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古典主义的。纯粹派告诉我们，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我们都渴求着的基本要素，这一要素就是数，也就是比例：通过这一途径，对我们的思想，工作以及自然作品的结构进行的数字性划分的秩序才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过去和未来被想象成一个金字塔：塔顶上，普桑(Poussin)，安格尔(Ingres)，柯罗(Corot)，伯里克利(Pericles)，埃菲尔(Eiffel)，柏拉图(Plato)，帕斯卡(Pascal)和爱因斯坦(Einstein)等人聚在一起。这一思想暗示着如下的一些观点：如果普桑活得足够长久，能见到《新精神》上的那些作品，他是会表示钦慕的，正如现在纯粹派的作者们钦慕他的作品一样;伟大艺术，伟大生活和伟大思想的质量亘古不变;金字塔在每一个时代和领域都拥有同一个顶点。
这种强调层次的思想中暗含着一种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相似的对确定性的信仰。对于达尼埃莱•巴尔巴罗(Daniele Barbaro)这位亚里士多德派的思想家和帕拉弟奥(Palladio)的同时代人而言，比例和谐代表了真正的生命法则，所以，科学，既然探索这些法则以及运用这些法则的艺术，就是与确定性打交道。奥藏方和让纳雷的艺术旨在确定性，但他们并不声称他们的艺术揭示某种客观真理。奥藏方坚信：我们不能肯定理性——比如说科学——向我们揭示的秩序不仅仅是我们自身的精神与感觉的结构的一种反映，离开了我们依然存在，但是我们确实能够相信，这种经常能在我们周围的环境和我们的行动中发现的秩序满足了一种真实的人类的需要：我们的精神需要体验平衡，我们的感官需要感觉平衡。科学和艺术证明了这种需要的永恒不变：帕特农神庙和爱因斯坦的方程式都履行了一个相同的人类的功能。由此而言，强调比例的功能主义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一次新的扩展，因为二者的基础都从上帝退到了人类自身的领域。比例赋予人的思考，倾听和观察以美，并被认为与人类身体中的秩序以及感官和精神的结构直接关联，但不再与上帝相干。